1949年12月10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共方面了解到了当时正要逃离大陆的蒋介石的动向，最终叶剑英一声令下，将蒋机放跑，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仓皇逃命

1949年上半年，国民党战场局势急转直下，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广州、武汉、开封、郑州、太原、西安相继失守。为了挽回局势，10月，蒋介石偕蒋经国一行由台湾飞回重庆坐镇指挥。但一个多月后，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大军压境，直抵嘉陵江，并向重庆白市驿机场插来。

蒋介石一行已经如惊弓之鸟，重庆上下已经是乱作一团，蒋介石总统专机的机长衣复恩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至11月29日，解放军已经对重庆主城区已形成东、西、南三面合围，蒋介石官邸之外已经响起了枪声。蒋介石急令对全重庆市兵工厂、发电厂、钢铁厂等重要基础设施实施破坏，他和儿子蒋经国，以及顾祝同、俞济时、陈良、吴嵩庆等人于30日凌晨6时，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乘坐“中美号”专机自重庆飞往成都。

“中美号”专机的原型——美制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

蒋介石仓皇逃到成都后，还妄想能够负隅顽抗，他召集川康的军政首脑们来开会，声嘶力竭地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坚持反共，然而就在会开完后没过几日，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至此蒋介石最后一丝反攻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

12月10日，成都的局势也走向了失控，“二野”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成都实行了合围。大势已去下，蒋介石不得不与蒋经国以及少量侍从，于下午2点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坐“中美号”专机飞往台湾。

卢汉迎接解放军进驻昆明，1950年2月20日

一直以来，关于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的日期，有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等三种说法，实际上这本该没有任何争论，因为执飞专机的机长衣复恩，以及蒋经国明确记载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的。

叶剑英放蒋逃生

与此同时，广州早在10月14日就已经解放，广州机场在解放军十五兵团的控制之下，机场还留有一部分原国民党当局的工作人员，难以置信的是，12月10日蒋介石专机从成都起飞前，成都机场的工作人员还和广州机场的人员联系，询问广州的天气如何，甚至直接说出了“共有三架运输机，蒋总裁坐在第二架上”。

1949年10月，广州市民欢迎解放军解放广州

如果情报正确的话，无论是迫降还是击落，这就将是中共方面最后一次将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留在”大陆的机会。时任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洪学智召集属下紧急制定方案，认为有两种办法：要么派出已经投诚的原国军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升空，迫降蒋介石的飞机；要么干脆使用高射炮，将飞机打下来。

这么大的事情，洪学智当然不敢拍板，他立刻向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汇报。关于洪学智对叶剑英汇报的经过，在他的回忆录《洪学智回忆录》第五章“挥师入关南下”中有明确的记载，原文如下：

就这样，中共方面错失了最后一次将蒋介石这个头号战犯“留在”大陆的机会，仓皇逃命的蒋介石一行于12月10晚上6点30分到达台北。

真相到底如何

关于“放跑”蒋氏父子一事，一直以来多有争论，有好事者认为叶帅早年间与老蒋私交甚笃，他本人在东征和黄埔时期和蒋介石建立了非常的友谊，因此在关键时刻，他选择“放跑”蒋氏父子，这也完全改变了后来的历史走向。

1950年1月，宋美龄离别蒋介石13个月后抵达台湾机场，蒋介石到机场迎接

有人说留蒋介石一命是留下统一的机会，有人说放跑蒋介石是重大的错误。是是非非且不论，老猫想略微分析一下击落蒋介石专机的可能性。

首先就是成都方面询问广州天气一事就很吊诡，广州早在10月14日就已经解放，距离12月10日快两个月了，就是再迟钝的组织系统，也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除非成都机场方面有投诚我方的人员，然而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此事。

而只要拿起地球仪一看便知，从成都飞往台北，最近的路线根本不需要飞到广州上空。当时虽然沿途的湖南、江西、福建都已经被解放军光复，但当时解放军并没有空军部队，蒋介石专机受到拦截的概率很低。

退一步来讲，从稳妥的路线考虑，蒋介石专机也可以从成都往南飞往还在国军控制下的海南岛，再经由南海转飞至台湾。蒋介石的专机“中美号”为美制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最大航程达到6,000多公里，无论哪种方式它都可以不经过中途加油直接到达目的地。

谷歌地球上测量的几种方式的直线距离

因此，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即成都发给广州方面消息是“烟雾弹”，目的是为了掩盖真实的飞行轨迹，让解放军扑个空。

如果我们假设成都方面的信息是正确的，蒋介石专机将会经过广州飞往台湾，那么解放军能够将其拦截吗？这其实也是十分困难的。

最大的困难在于发现目标。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可以投入使用的雷达，国军在日本投降后接受了一批雷达，老旧且性能极差，伴随着美军的军援，也有少部分雷达进入到了国内。这些雷达型号参差不齐。而解放军又没有空军，因此国民党方面仅将这些雷达作为研究使用。

解放军接收了国军遗留下来的装备后，还没来得及吸收，不具备使用雷达的能力。那么当时的中国军队想发现敌机，该怎么办呢？只有两种方式——目视和听音机。

《时代》杂志记者在重庆拍到的国军听音机

目视就不提了，受各种因素影响巨大。即使上图的德制RRH对空听音机，实际效果受到湿度、敌机飞行高度、数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实际效果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听音机无非就是个“大耳朵”，飞机越多越可能听到，蒋介石一行就几架飞机，实际路线也未知。即使解放军及时布置了听音机，能否听到也是存疑的。

发现不了敌机，如何拦截就成了问题。当时广州机场有什么型号的多少战斗机，老猫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推测也不过几架而已，寥寥几架战机飞到天上想依靠目视找到几个小黑点，对于当时刚投诚而来，缺乏空中战斗训练的飞行员来说，也是颇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么依靠地面火炮有可能打下来吗？从高射炮性能上看是可以的。C-54作为二战水平的运输机，客舱内并没有加压系统，为了保证客舱人员的舒适，则必须在5,000米以下的高度飞行，这一高度的话，即使解放军已经缴获的国军使用过的德制37mm Flak 18高射炮也能够得到，更大口径的高炮就更别提了。

德制37mm Flak 18高射炮

问题是，如果发现不了飞机，高射炮也只是摆设。解放军手头上的高射炮应该数量稀少，合格的炮组成员更是难找。二战时期的经验表明，高射炮对于飞机的打击效果是很弱的，更大的作用是驱离。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寥寥几门高炮想打下蒋介石，怕是痴人说梦。

综上所述，老猫个人认为，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逃离大陆时，成都机场与广州机场的对话，很可能是假情报，目的是为了掩盖真实的航线。即使此事为真，以当时解放军的技术能力，击落蒋机也非常困难，至于击落后的后果，那当然更难以预料了。

参考资料：

[1] 洪学智 著 《洪学智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2002

[2] 蒋经国 著 《蒋经国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2011

[3] 衣复恩 著 《我的回忆》 立青文教基金会 2011